桃源村的内部动员会，像一剂强心针，注入了这个正在快速变化的村庄。接下来的几天，村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秩序并存的状态。

合作社药田里，种植户们严格按照赵婷新拟定的《中药材田间管理初稿》操作，除草、施肥、记录生长情况，一丝不苟。卫生室里，林晓婉带着新招的一个本村高中毕业的小姑娘，开始尝试将部分纸质健康档案录入电脑，虽然磕磕绊绊，但态度认真。就连村民们来领预防汤药，都自觉排队登记，秩序井然。

万大春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集中精力处理几件迫在眉睫的事。

首先是部里的试点方案反馈。他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逐条审阅，在阿娟的帮助下，用尽可能专业的语言，写下了详细的修改建议和实际困难。重点强调了基层人才短缺、信息化基础薄弱、前期投入资金不足等问题，并请求给予更长的过渡期和更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反馈意见发给南宫婉后，很快得到了回复。南宫婉告诉他，意见提得很实在，她已经转给了王副司长，并约了时间进一步沟通，让他等消息。

其次，是筛选雪花般飞来的各种合作意向。有了内部会议定下的几条原则，筛选起来就有了准绳。那些单纯想低价收购药材的，想买断所谓“秘方”的，想打着“合作”旗号来套取数据的，都被他客气而坚定地回绝了。剩下的，主要是几类：想建立稳定药材供应关系的正规药企；希望进行学术调研或联合研究的院校机构；以及少数几家声称对“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感兴趣、想探讨合作可能性的健康管理公司或基金会。

对于这些，万大春让赵婷先进行初步接触，了解对方具体需求和合作方式，不轻易承诺。

第三，也是最让他感到压力山大的，是苏氏医疗发来的那份《关于桃源村健康社区项目战略合作意向书》。

意向书制作得非常精美专业，厚达二十几页。前面用了不少篇幅“高度赞赏”桃源村模式的创新性和社会价值。但越往后看，条款就越显得……意味深长。

意向书的核心，是提议双方共同成立一家新的“健康管理公司”，苏氏医疗以资金、品牌、管理和渠道入股，占股60%；桃源村合作社以“现有模式、团队、数据及品牌使用权”入股，占股40%。新公司将在桃源村现有模式基础上，进行“标准化、品牌化、连锁化”改造，目标是在三年内，在省内复制10-20个类似的“健康社区”。

条款中还详细规划了新公司的治理结构、决策机制、利润分配方式，以及“知识产权”的归属——所有在合作期间产生的“模式优化方案”、“标准化流程”、“健康数据研究成果”等，知识产权均归新公司所有。

意向书的最后，还附了一份对桃源村合作社现有资产和模式的“初步估值报告”，估值数字看起来不算低，但评估依据语焉不详。

万大春看完，眉头紧锁。这份意向书，表面上是合作，实质上更像是“收购”或“吞并”。一旦签字，桃源村将失去对自身模式的主导权，辛苦积累的数据和知识可能被剥离，连“桃源村”这个名字，都可能变成别人商业版图上的一枚棋子。

他立刻把赵婷和阿娟叫来，三人一起研究。

赵婷看得直吸气：“这……这也太狠了。他们要控股，要拿知识产权，还要用咱们的牌子去开连锁店？那以后咱们自己还算什么？”

阿娟则指着估值报告中的几处：“这里，对‘品牌价值’的评估明显偏低。这里，对‘健康数据’的潜在价值只字不提。还有这里，关于‘模式复制风险’全部由新公司承担，看似大方，实际上是把未来扩张失败的责任也揽过去了，但同时也意味着扩张的决策权完全在他们手里。”

万大春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太阳穴：“看来，苏菲的胃口，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她不是来简单合作学习的，她是看中了这套模式未来的商业潜力，想一口吃下去，变成她自己的东西。”

“那我们怎么办？直接回绝？”赵婷问。

“不能简单回绝。”阿娟冷静分析，“直接回绝，可能会让她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比如在资本市场或舆论上施压，或者扶持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需要一个更策略性的回应。”

“你的意思是？”

“拖。”阿娟吐出一个字，“同时，亮肌肉。”

她解释道：“我们可以回复，说意向书内容重大，涉及全体村民利益，需要时间详细研究和内部讨论。同时，在回复中，我们可以‘不经意’地透露，我们正在与部里对接国家级试点项目，同时与多家国内外学术机构探讨深度研究合作，并且自身正在进行管理规范和团队建设的升级。让她知道，我们不是待价而沽的鱼肉，我们有自己的规划和底牌。”

万大春眼睛一亮：“以拖待变，同时展示实力，抬高自己的身价和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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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娟点头，“另外，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试探性的反建议。比如，质疑股权比例和知识产权条款的合理性，询问他们所谓的‘标准化方案’具体内容，要求他们提供更详细的商业模式和市场分析报告……用专业对专业，把球踢回去一部分。这个过程本身，就能消耗她的时间和精力，也给我们自己争取更多准备时间。”

“好！”万大春拍板，“赵婷，你按照阿娟的思路，起草一份回复。语气要客气，态度要坚定，问题要尖锐。阿娟，你帮她把把关。”

两人领命而去。万大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合作社忙碌的景象，心中那股紧迫感越来越强。

时间。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需要时间来完善自身，需要时间来争取官方支持，需要时间来培养团队，也需要时间来……看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披着羊皮的狼。

几天后，赵婷将精心打磨的回复邮件发了出去。邮件礼貌地感谢了苏氏医疗的看重，表示意向书内容需要慎重研究，并抛出了几个关键问题：关于60/40股权比例的依据；关于知识产权归属的细节；关于“标准化”是否会影响模式原有的社区亲和力与灵活性；要求对方提供更详细的商业模式可行性分析及对桃源村村民利益的保障措施。

邮件发出去后，如同石沉大海。苏菲那边没有立刻回复。这在意料之中，对方也需要时间重新评估和制定策略。

就在万大春忙于应对这些外部事务时，一件意想不到的“名”声，却以一种他未曾预料的方式，悄然降临。

事情的起因，是《健康中国观察》的记者刘铭，将他对万大春的那篇专访发表了。文章标题就叫《根植泥土的春天：一个山村医生的健康中国实践》。文章写得非常扎实，不仅详细介绍了桃源村模式的具体做法和成效，还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理念——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社区参与、医药结合。文章最后，刘铭充满感情地写道：“在追逐高大上的医疗科技浪潮时，我们或许应该偶尔低头，看看脚下这片坚实的土地。在那里，像万大春这样的医生，正用最朴素的智慧和最深沉的热爱，守护着最基层百姓的健康春天。这，何尝不是健康中国最动人、最坚实的底色？”

这篇报道一经刊出，立刻在行业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紧接着，省电视台的新闻栏目，以这篇报道为基础，制作了一期专题纪录片，名字更直接——《寻找万大春》。纪录片不仅拍摄了桃源村的景象，采访了村民、赵婷、林晓婉，还穿插了万大春在首都峰会上演讲的片段和获奖画面。

节目播出那天晚上，几乎整个桃源村的人都聚在了有电视的人家观看。当看到熟悉的村庄、熟悉的人出现在省台的屏幕上，当听到解说词里充满赞誉地介绍他们的生活变化时，许多老人激动得抹起了眼泪。年轻人则兴奋地指着屏幕：“看！那是我家药田！”“狗蛋哥上电视了！”

节目播出后，效果是爆炸性的。

第二天，万大春的手机和合作社的电话，再次被打爆。这一次，不仅仅是行业内的关注，更多的是普通老百姓的共鸣。

有来自省内其他偏远山村的村民，打电话来询问能不能去桃源村“取经”，甚至想举家搬过来。

有城市里的退休老人，看了节目后深受感动，写信来赞扬万大春的医德，还有人寄来了自己微薄的退休金，说要“支持这样的好医生”。

有几家省内外的慈善基金会主动联系，表示愿意资助桃源村卫生室添置设备，或支持村里贫困孩子的教育。

甚至，连省里主管文教卫的副省长，都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到了这个纪录片和桃源村模式，要求卫生厅“好好研究总结，给予必要支持”。

万大春的名字，连同“桃源村”这三个字，仿佛一夜之间，跳出了专业的圈子，成为了一个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现象级”符号。他代表的，不再仅仅是一种医疗模式，更是一种久违的、关于医者仁心、关于扎根土地、关于真诚守护的感动。

这种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赞誉和关注，其力量是巨大而纯粹的。它不像商业合作那样充满算计，也不像学术探讨那样高深莫测。它就是最简单、最直接的认同和向往。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名声，万大春在最初的错愕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清醒和谨慎。

他在合作社的公告栏上，亲手贴出了一份告示，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但同时也明确表示：桃源村卫生室首要任务是服务本村村民，目前接待能力有限，恳请外地的朋友非紧急情况不要贸然前来，以免耽误病情。合作事宜请通过正规渠道与合作社联系。所有捐赠，都将公开透明地用于村庄医疗和教育公益事业。

他还让赵婷专门整理了一个“对外联络小组”，负责处理这些如雪片般飞来的信件、邮件和电话，做到事事有回应，但不过度承诺。

私下里，他对赵婷、阿娟他们说：“这名声来得太快，是好事，也是考验。咱们自己更要稳住，该干嘛干嘛，不能飘。尤其是看病的事，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越是有人看着，咱们越要经得起看。”

桃源村，在这个春天，因为一个医生，因为一个坚持的故事，真正走进了千万人的视野，一举成名。

掌声雷动，来自四面八方。

但站在掌声中心的万大春，却把目光投向了更深处——投向了那片需要精心侍弄的药田，投向了卫生室里等待诊治的病人，投向了合作社账本上需要理清的每一笔收支，也投向了远方那些虎视眈眈、伺机而动的身影。

他知道，名望可以是翅膀，让人飞得更高；也可以是枷锁，让人步履维艰。

而他选择的，是踩着这片坚实的土地，借着这阵风，让自己和身后的村庄，走得更稳，更远。

真正的成名，不是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刻。

而是在灯光熄灭后，你依然知道该往哪里走，并且有能力带着更多的人，一起走下去。

医道武道：山村奇人万大春